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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谍的道德底色

谍战片是我偏爱的类型,马龙·白兰度在《谍舰》(Morituri,1965年)中扮演的凯尔先生,是我最喜欢的银幕间谍之一。

1942年,从东京出发的德国货船英戈号,满载可供纳粹战车使用三个月的7000吨橡胶,驶往德军控制下的法国波尔多。英国人觊觎这些战略物资,他们找到了隐姓埋名的施罗德。施罗德原是一名德军工程师,颇受党卫军器重,但出于热爱艺术、崇尚自由的散漫天性及“厌恶一切战争”的私人原则,他成了一名逃兵,靠一笔从德国卷走的不菲银两和一张假冒的瑞士护照,在英国人控制下的印度逍遥度日,整日与书籍、音乐、名画相伴,家里时有美女出没。

英军斯塔特上校给施罗德的指令是:以党卫军工程师凯尔的名义登上英戈号,伺机拆除船上可供自毁的炸药,确保盟军发起攻击时橡胶完好无损。上校和施罗德都知道,此行风险极大,施罗德多半无法生还;上校还知道,施罗德尽管具备从事此项工作的专业技能,性情上却距该使命最远。施罗德注重个人隐私,鄙薄国家观念,对希特勒虽无好感,但他曾是德国军人,且德国军队此时正主导着欧洲战场。作为个体,内心秉持反战姿态,与公开对抗本国军队,毕竟不是一回事,英国人凭什么强人所难?

就算英军的动机有可贵之处,他们劝说施罗德的方式,委实过于卑鄙。若施罗德拒绝,上校威胁把他作为战俘,空投回德国,用来交换本方战俘。施罗德作为德国逃兵将要面临的悲惨下场,就是英国人的交易筹码,施罗德概括为“道德堕落的勒索”。他面临的选择是,在十七层或十八层地狱里任选一层。十七层更凶险诡谲,好在留了一扇生门。

于是,为了生存,施罗德不情愿地变成了党卫军工程师凯尔先生。与习见的间谍不同,马龙·白兰度扮演的凯尔,有着浓重的颓废艺术家气质,说一口文绉绉的台词,配上不太纯正的英语(也许在模仿德国英语),产生一股老旧韵味。我们知道间谍须养成双重人格,如英国间谍小说大师约翰·勒卡雷所说:“所谓间谍,就是在扮演自己时,同时扮演‘外在的自己’。”但凯尔显示的性格更多,也更繁复,观众较难分辨哪些是他的自然天性,哪些是他的刻意假扮和随机应变。他理应对周遭险情洞若观火,外观却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漠然,他在甲板上考察各色人等时,步履飘逸,像一名正在观摩画展的游客。船上除了军人、船员、隐秘的盖世太保,还有若干政治犯,危机四伏,但是,无论面临何种冒犯、突遇何种险境,凯尔先生一如既往地说着沙龙味十足的社交语言,似乎扔给他一只乞丐的破碗,他照样会依照宫廷礼仪如式进餐。他身上那股局外人般的冷静,不像是刻意追求的品质,倒像是一种独特的病态:他就是天生的冷静狂,大难临头也不忘替自己默默倒计时;让他面露惊恐反而是一件天大难事。上船后他有条不紊地拆除着炸药,还与伺机哗变的政治犯取得联系,当然,这些事都得偷偷干,而在别人眼里,他又好像一直在轻哼着小曲,浑身散发着百无聊赖的气息。

观众对凯尔身上英雄品质的确认,肯定会有所延迟,因为在表象层面,他们最不可能从凯尔身上看到的,恰恰就是所谓的“英雄气概”,他懒得瞪出机智的眼神,对谁都不屑于口吐豪言——真正的间谍,也许正该如此。

尾声处,硝烟弥漫、即将沉没的英戈号船上只剩下凯尔与米勒舰长(光头影帝尤·伯连纳饰)。凯尔还有一条生路可走,他用手揉着眼睛,用一种融合了社交礼仪的优雅以及“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”的慵懒口气,对米勒舰长说:“我不认为你会为我发送无线电消息,是吗?”舰长笑了,随即发出了无线电救援信息。忧伤的吉他流转不已,影片戛然而止,英美军舰能否及时赶到,未作交代。可供观众揣测的信息,只是拉丁语片名“morituri”的寓意,意思是“死亡”。

凯尔具有突出的品质和能力,他原非训练有素的间谍,但出于本能的求生意志,他身上的危机处理细胞全面激活,展示了堪称典范的间谍素质。我甚至觉得,他展示出的能力多于间谍的要求,遂能以一副好整以暇的从容,处理种种难局。他从不缺乏勇气,情急之时的身心反应不亚于著名银幕特工詹姆斯·邦德,但与邦德随时准备燃烧自己的战斗能量和荷尔蒙储量不同,凯尔更愿意像狮子那样随时躺下,高卧酣睡。置身于多维的紧张环境,节约而非挥霍勇气,分配而非消耗智力,既是他的间谍技艺,也是他的生存之道。站在间谍角度,凯尔的做法更可取,也更可信。